迪拜不是一个适合喝高的地方

迪拜不是一个适合喝高的地方。

　　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在传说中的帆船酒店，与同样来自中国的室友，纳闷地工作、写稿，并心存侥幸：行李箱几乎装满了从机场带来的啤酒，足够每天high一下。碰杯小饮之时，一位好友在互联网另一端说，迪拜也不适合放牛。隔着四个小时的时差，我知道，此厮已经喝醉。

每天在迪拜，和不同的人见面，跟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微笑，与一眼可以辨别的印巴人讲价，和彬彬有礼的欧洲人开玩笑，以及与行行色色的中国同胞打交道。美丽而又迷人的波斯湾，却突然让出发前踌躇满志的我无情可抒。

我得坦白，不管是在师奶们神往的迪拜旅游，还是在警察懒散巡逻的黄金街与香料街，我心里想的，是如何把中国武侠小说中英雄救美的情节与TVB剧中白手起家的个人奋斗史，移植到阿拉伯人的土地。我打算在这里杜撰一个曲折的、优美的传奇故事，最后却也只能宣告失败。

美剧《都市》与迪拜的摩天大厦格调一致，无一不在告诉世人，女人要有钱，才能优雅地变老。而在富丽堂皇的豪华酒店，每个夜晚，电视都在无休止地播放日本地震、海啸的新闻。两个中国青年，却只能隔着五颜六色的玻璃窗户，遥望波斯湾的对岸，把酒问青天。

我心里空空荡荡的，想念广州大排档的海鲜，想念北京酒吧街上一个啤酒主义者的自白，时差所引发的多余荷尔蒙，就像半夜来袭的洪水猛兽，无处安放。

迪拜在我眼里：开放、保守、富裕、贫穷，也包容，也狭隘。

它丰润肥美，也趋于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