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址

[遵义会址景点介绍]

会址原貌

在遵义老城子尹路（原名琵琶桥）东侧，原为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修建于30年代初。整个建筑分主楼、跨院两个部分。主楼为中西合璧，临街有八间铺面房，当年为房主经营酱菜及颜料纸张。铺面居中有一小牌楼（会址大门临街），大门正中高悬巨匾，那是毛泽东于1964年11月题写的黑漆金匾，上有“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苍劲有力，金碧辉煌。（此为毛泽东为全国革命纪念地题字的唯一一处）。街面房连接主楼与跨院之间有一座青砖牌坊。牌坊上方用碎蓝瓷镶嵌着“慰庐”二字。牌坊的另一面有“慎笃”二字。

遵义会议会址主楼坐北朝南，一楼一底，为曲尺形，砖木结构，歇山式屋顶，上盖小青瓦。楼房有抱厦一圈，楼顶有一老虎窗。楼层有走廊上，可以凭眺四围苍翠挺拔的群山，指点昔日红军二占遵义时与敌军鏖战地红花岗，插旗山、玉屏山、凤凰山诸峰。会址主楼上下的门窗，漆板栗色，所有窗牖均镶嵌彩色玻璃。紧挨主楼的跨院纯为木结构四合院，仍漆板栗色。会址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二层楼房，为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建筑。上盖小灰瓦，歇山式屋顶上开一“老虎 窗”，有抱厦。整个建筑分主楼、跨院两部分。主楼楼屋四周有回廊，楼房的檐下柱间有十个 券拱支撑，保留了我国古建筑“彻上明造”的结构风格。楼上有梭门梭窗。檐柱顶饰有垩土堆 塑的花卉。东西两端各有一转角楼梯，外面加有一道木栅栏。门窗涂饰赭色，镶嵌彩色玻璃， 窗外层加有板门。楼内各房间设有壁橱。整个主楼通西阔25.75米，通进深16.95米，通高12米 占地面积528平方米。房屋原是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是遵义城三十年 代最宏伟的建筑。 会址大门临街，门两侧原是八间铺面，是柏辉章家的商店。进大门，穿过厅，迎面是一座 巨大的砖彻牌坊，上有彩瓷碎片嵌字，前为“慰庐”，后为“慎笃”。过牌坊是小天井，天井 南侧有小门通往柏家的内四合院，北侧是主楼。 1935年1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总司令部驻此。中共中央于15日至17日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并在组织上作了一些调整。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随后，中央又对最高领导进行了更换，并成立了毛泽东等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正确领导,为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奠定了基础。 会址为当年红军总司令部和总部一局的驻地，楼上除陈列有遵义会议会议室 、军委总参 谋部办公室外，还有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总司令朱德和康克清的办公室兼住室，总参谋长刘伯承的办公室兼住室，参谋长叶剑英的办公室兼住室外。楼下有作战室、机要室、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住室，一局局长彭雪枫、张云逸的办公室兼住室， 还有工作人员、警卫人员的住室。 遵义会议会址1954年1月开始复原陈列，1957年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35年1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部与一局（负责作点）即驻在这幢楼房里。

从1934年到现在，会址主楼的房间逐步复原了遵义会议会议室、军委总参谋部办公室、军委副主度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红军总司令朱德与军委直属队指导员康克清的办公室兼住室以及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办公室兼住室、军委总部参谋人员和工作人员的住室等。

遵义会议会议室在楼上，原为房主的小客厅。 会议室呈长方形，面积27平方米，室内陈设，基本上是当年开会时的原貌。屋子正中的顶壁上悬挂着一盏荷叶边盖的洋员灯，屋子的东壁有一只挂钟（原物）和两个壁柜（原物），其中一个壁柜上嵌着一面穿衣镜。西壁是一排轩亮的玻璃窗。屋子中央陈列着一张板栗色的长方桌（原物），四周围着一圈木边藤心摺叠靠背椅，共20只，为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所坐。长方桌下有一只烧木炭的火盆，为当时取暖用。遵义会议会议室按原来陈列，每天接待成百上千前来的瞻仰者。

军委总司令办公室（作战室）在遵义会议会议室正对的楼下，面积为56平方米，两间长方形的房间组成，中间布一道可折叠的六合门。屋子正中陈列着两张黑漆大方桌，桌上有铁座马烟、订书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信 、报纸做的信封、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图册以及《陈中日记》等。屋子的西窗下陈列着两张三屈桌，桌上置西部皮包电话机，桌下立着线拐子。东窗下陈列着一对灰褐色的铁皮公文挑箱。北壁上陈列着一幅巨大的云、贵、川三省接壤地区的军用地图，图上插着红蓝色的三角小旗，标示着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的敌我态势。当年，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等经常在这里办公、运筹帏幄，部署红军如何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将红军引向胜得前进的道路。

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在会址主楼西头的第一间。室内按原状陈列：一张老式的暗褐色的木架子床上，铺白色粗布垫单，有一床灰色薄棉被；窗下一张红漆九屈桌上有铜墨盒、瓷质毛筒、美孚罩子马灯、军委会信 、信封、毛笔、铅笔等物件。室内一角置一挑铁皮公文挑箱。壁上持手枪、望远镜与竹斗笠。在引人注目的壁上还挂着一帧周恩来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留影。这张珍贵的历史的历史照片为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所摄，录下了周恩来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生涯。那清癯的面容、垂胸的长髯、坚定的目光，与室内简朴的陈设相映衬，可以想见周恩来在战争岁月中宵衣旰食、呕心沥血的生涯，令人肃然起敬。

朱德和康克清的办公室兼住室在会址主楼东头第一间，与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相对。室内按原貌陈列：一张浅红色的老式木架床上，铺着白色粗布垫单、一床灰薄被、一床棕黄色的老式俄国毯。室内一角有一对铁皮公文挑箱。窗下的红漆九屈桌上有铁座马灯、军委会信 、信封、毛笔、红蓝铅笔等物件。壁上挂竹斗笠、狗版手枪（康克清所用）、望远镜以及朱德和康克清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窑洞前的合影，为我国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所摄。朱德忠通而又慈祥的面容配以康克清英姿飒爽的风姿，不难想见他们共同度过的艰苦曲折的革命春秋。

从外地赶来参加遵义会议的刘少奇、李桌然、彭德怀、杨尚昆，在会址楼下的房间用木板临时搭铺歇宿，现在也按原状陈列。1985年初，在隆重纪念遵义会议胜利召开50周年的日子里，杨尚昆与李伯钊旧地重游来到遵义，杨尚昆无比兴奋地在他当年睡过的门板床铺上坐着照了一张像。

当年在军委总司令部工作的作战局长彭雪枫的办公室兼任室以及作战局的参谋人员孔石泉、罗舜初、黄鹄显、总美等的住室，也一一按原貌复原。

遵义会议否定了从第四次反围剿以来，以博古为首的三人团的军事路线，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复原经过

遵义会议已被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全国解放后，遵义人民为纪念遵义会议，1951年在遵义地区专员公署和中共遵义地委领导下，成立了“遵义会议纪念建设筹备委员会”。由于遵义会议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而且是在绝对秘密情况下举行的。因此，寻找会址颇费了一番周折的。根据一些同志的回忆，当年红军曾在老城杨柳街的天主堂开过会（后来才弄清楚，红军确实在这里召开过各界群众代表大会和红军干部会），就初步判定天主堂为遵义会议会址，并挂出了“遵义会议纪念堂”牌子。

1954年1月，中共遵义市委接到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来函：“在某个文件上查出，1935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当时为一师长）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的。”市委当即将驻在公馆内的机关搬迁，把座落在老城子尹路的原柏公馆及周围环境保护起来，并把公馆各部建筑和周围环境拍成照片，绘制详图，报请上级进一步鉴定落实。

1954年8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电告中共贵州省委：“遵义会议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至此，遵义会议会址才确定下来。接着，国家文化部决定成立“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处”，开始对会址原状进行全面勘察，同时大规模地、有计划地搜集红军长征在贵州活动的文物资料。

会址确定了，但各级领导多么盼望能有遵义会议参加者亲临现场认定，这样心里才更踏实。1958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当年参加遵义会议的邓小平，中央办公厅主任、会议参加者杨尚昆来到这座阔别二十多年，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楼房。一走进会址的大门，杨尚昆兴奋地说：“就是这里，这个地点找对了。”他们仔细地看了楼内每一间屋子，抚摸着室内的陈设述说当时的有关情况。在二楼走廊上，邓小平回忆说：“这个地方原来好像很宽，有一次就在这里摆了一张图，几个人研究怎样往四川走。”他和杨尚昆边走边讲当年开会和红军两进两出遵义城的情况。经两位当事人的现场回忆，证实了遵义会议会址确定无误。

会址是确定了，可是偌大的一幢柏公馆，主楼上下各六间，还有一个跨院，会议具体是在哪一间房子里举行的呢?为此，纪念馆筹备处的同志又开始了深入细致的调查。

据红军离开遵义后，首先进入公馆的一位柏家亲戚说，在厢房楼上一间屋内，桌凳摆设的情形有开过会的模样，墙壁上还有一张大胡子外国人的像（即马克思像）；1957年3 月6日，杨尚昆再次回忆证实，他说：“开会的那间房子是在楼上，有窗子靠天井，我肯定记得不错。”这样，主楼楼上东走道原房主的小客厅，即为遵义会议会议室，这样就确定下来了。

会议室呈长方形，房子的东墙壁上有一只挂钟和两个壁橱，西壁是一排玻璃窗。根据杨尚昆提供的情况，中间并排放置两张方桌，周围散放着十八张各种式样的椅凳和一张抽脚藤躺椅（因王稼祥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受重伤，尚未痊愈，专为他准备的）还有一个嵌瓷花的茶几。会址的其他空余房间，陈列展示了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在贵州的革命活动的图片及文物。一边供有关领导审查，一边接待有组织的中、小学生，于1955年10月1日开始半开放。

1958年11月3日邓小平、杨尚昆在遵义会议会址，他们踏上窄窄的楼梯，走进会议室时，邓小平立刻想起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他肯定地对陪同的同志说：“会议就在这里开的”。 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我就坐在那里。”进一步证实会议室的位置准确无误。会议室的确定，为遵义会议会址的开放奠定了基础。1959年1 0月1 日，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遵义会议会址正式对外开放。纪念性博物馆，是解放后新兴的一 项事业，如何开展科学研究，宣传教育和收集文物资料工作，全国各纪念馆都在探索。遵义会议会址及会议室的复原陈列，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应该说是成功的。

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遵义会议会址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4年2月，省委、省政府决定对会址进行全面大维修，在外形恢复原状的原则下，采取整体脱落，原状安装，重新修复的方法。工程于1965年上半年竣工。维修工程总的来说是高质量的。可是，在维修过程中，按照当时省委一位负责同志的个人意见，未经上级文物管理部门批准，就把会议室加宽了0.8米，使面积由原来的16 . 20平方米，扩大为21 . 00平方米。对此，文物、博物馆学专家罗歌曾经指出：“任意扩大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室的作法，显然是错误的，应作为教训，记录存档，以告知后人，这是不符合1961年4月公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

会址维修工程即将竣工时，毛泽东应贵州省和遵义地区领导请求，题写了“遵义会址”六个大字。遵义会议纪念馆按毛泽东手书的字放大，用优质木料精工制成大匾。会址维修工程竣工后，这块大匾即高悬在会址大门上，至今已46年了。竣工后在布置会议室时，又按省委那位负责同志的意见，改变了维修前陈列的状况，在屋子正中安放一张板栗色长方桌，四周整齐地围着一圈（共十八张）木边藤心摺叠靠背椅。室内墙上挂出当时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的照片，后又加上总书记邓小平的照片。还根据调查材料，楼下复原陈列了作战室、参谋人员住室及警卫班室。在跨院复原陈列了周恩来、朱德住室及警卫员室，同时把会址东侧原房主晒酱台旁的小楼，恢复为电台室和电台工作人员住室。后根据当年红军总部三局局长王诤参观会址时说：“电台室不可能设在总部机关内”的意见，将电台室拆除。又根据调查材料，复原为总部厨房。

遵义会议会址经维修和重新布置后，前来参观的群众络绎不绝。可是好景不长，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逐渐展开，由于“四人帮“别有用心地煽动，极左思潮泛滥，他们大搞现代迷信，这就使得遵义会议纪念馆不可避免地在宣传陈列中，出现了歪曲历史，宣扬唯心史观的情况，为个人崇拜泛滥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使经过10年艰苦创业正走向健康发展道路，已有一定规模的纪念馆事业，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和破坏。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会址的陈列也不断修改。变化最突出的是会议室。1966年最先把邓小平的照片取下，接着把刘少奇照片取掉，1967 年开始，会议室只挂毛泽东一人的照片，并在照片两侧增展两块毛泽东语录牌。1971年，不知何故把这两块毛泽东语录牌又摘下，只挂毛泽东的照片。在此期间，跨院的朱德住室也被拆除。

1968年至1972年2月，会址内的辅助陈列也作了三次大修改，修改的指导思想是在陈列中突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突出毛泽东个人的革命活动和历史作用。不仅如此，在会址主楼临街大门上，用霓虹灯管制作了大标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并在大门楼顶正中树起了高高的铁旗杆，两旁还有10根插彩旗的旗杆。会址内外墙上、柱子上也挂满毛泽东语录牌。整个环境的历史气氛受到严重损坏。

1970年10月4日，省核心领导小组还决定将遵义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现凤凰文化广场）一部分房子，作为“遵义会议陈列馆”。 经维修后，陈列馆于1972年1月8日半开放，年底正式对外开放。开放后，会址内的辅助陈列拆除。遵义会议纪念馆在“文革”时期的许多教训可吸取，需要认真总结。尽管如此，仍然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不间断地派出业务人员在长征路上系统调查研究，比较深入地了解和掌握了长征及遵义会议情况，进一步充实了馆藏文物资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打破了长期“左”倾错误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中共中央连续发表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少宣传个人》的指示，特别是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陈列宣传和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1979年下半年，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45周年，遵义会议纪念馆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关心下，着手对会址的陈列进行修改。这次修改的指导思想是，应把“文革”中被歪曲的史实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实事求是地宣传遵义会议和毛泽东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作用；并坚持革命旧址必须严格遵循“保持原状”和“存真”的原则，拆除会址内外的毛泽东语录、大标语牌及旗杆等严重影响环境和历史气氛的附加物。

然而，这本是小小的修改和复原工作，却有人斥责为“砍旗”而遭到反对。这时，正逢新华社两位记者到馆采访纪念遵义会议召开45周年的准备工作，当得知这个情况后，明确表示支持纪念馆业务人员的意见，并写了《发生在遵义纪念馆里的一场激烈争论》很快在新华社编的《内部参考》刊载，旗帜鲜明地赞赏馆里业务人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1980年1月8日，在上级党委和新华社记者支持下，纪念馆第一次较准确的、科学的在会议室南墙上挂出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 陈云、刘少奇、朱德等八人的历史照片，会议桌及周围的木边藤心折叠靠背椅，由于十五年来的陈列宣传，已在人们印象中留下深刻印象，就未恢复到会议室陈列初期的原状，只是增加了两把靠背椅。并在会议室走廊墙上，挂出了出席遵义会议二十位同志的名单及当时担任党内外职务的说明牌。同时，还第一次在新城毛泽东住处的楼内复原陈列了对遵义会议的成功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张闻天，王稼祥住室。经过修改后陈列展出，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1月 9日，新华社即以《遵义会议纪念馆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为题，在《贵州日报》头版头条登出，连续几天，全国 10多家省级以上报纸，均用醒目标题转载，甚至海外的几家电台，也及时地播发了这一消息。新华社在报道中对这次修改、展出，给予很高评价，认为“遵义会议纪念馆作了大量史实考证和调查研究，打破了长期以来党史研究领域里的一些禁区，清除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澄清了一些重大问题，他们努力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反映遵义会议的历史……”

会议室挂的照片变化和张闻天、王稼祥遵义会议期间住室的复原展出，以及会址内外标语口号的拆除，为纠正“文革”及其以前“左”倾错误，冲破“两个凡是”方针的禁锢，解放思想，贯彻我党重新确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1983年，根据多年来的调查研究材料，在会址主楼陆续复原陈列了刘伯承、杨尚昆、彭德怀、刘少奇、李卓然、彭雪枫及参谋人员住室，使原来空荡荡的大楼，基本上恢复了当年的原貌，观众来也有物可看了。在此前后，根据访问康克清以及当年周恩来的警卫魏国禄、范金标在会址反复回忆，把过去弄错位置的朱德、周恩来住室在楼上复原展出。

1984年红军总政治部旧址修复，并在旧址内辟“遵义会议辅助陈列室”，将原“遵义会议陈列馆”拆除。同时把会议室毛泽东等八人的照片在辅助陈列室中展出。11月，邓小平题写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几个大字。1985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旧址、遵义会议辅助陈列室对外开放。

1988年，会址南侧的跨院，复原了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局机要科旧址。于8月1日对外开放。这次复原陈列，是纪念馆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恢复会址历史原貌所作的一系列努力之一。至此，遵义会议会址整个复原陈列工作便大体完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是遵义会议纪念馆迅速发展时期，现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遵义会议会址的组成部分有：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址，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秦邦宪住址、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红军警备司令部旧址等，已形成颇具规模的纪念体系。最近几年来，红军烈士陵园划归了纪念馆，2004年新建“遵义会议陈列馆”、2007年“红军街”开业，使以遵义会议会址为中心的纪念体系不断蓬勃扩展，成为贵州乃至全国的红色旅游胜地。

据了解，今年以来，遵义会议会址共接待省内外游客60多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一半，预计今年总接待游客人数将超过180万人次，远远超过去年的150万人次。同时，近年来，遵义强化规划引领，把发展乡村游、生态游纳入旅游业乃至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充分依托田园风光、森林、溶洞、山塘水库、现代畜牧业、科技经济林、历史人文景观等发展旅游，游客也从到农家乐单纯娱乐向农业观光、农事体验、休闲度假等方向发展。